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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进定西

雪夜进定西

陈新民

那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我饥寒交迫诅咒头上脚下的天地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将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这方土地。年夏秋,毛泽东倡导红卫兵大串联。乘车、住宿都不要钱,到处红旗飘飘人流滚滚,水陆交通不堪负担,火车茶几上、椅背上、走道里、厕所里,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各地连连告急。不得已,乘车串联被叫停,代之以“长征”,即徒步串联。酒泉中学高三.二班同学为主组成了一支“挺进长征队”,鲜红的队旗上的几个金色大字,表明队伍走向“酒泉——井岗山”。那年我12岁,是队伍中唯一的初中生。从河西走廊一路过来,我经常拉在最后,像队伍短短的小尾巴。经过村庄时,总有农家孩子围过来看热闹,他们看到我很惊奇,大概想不通竟然有这么小的人(那时我个头非常矮)背个行李卷,跟着大人们走长路。过了兰州,路上汇进来自青海和宁夏的大中学校师生,再加上沿河西走廊走来的新疆等地的,西兰公路比兰新公路热闹多了。举红旗的、扛梭镖的、提话筒的、撒传单的……无论男女,人人头戴大皮帽、个个腰扎武装带,大多数和我一样,膝下都打着绑腿。整齐划一的行头,显示一代人苍白的花季。高三的同学都比我大七、八岁,一个个青春亮丽,生气勃勃。能与他们一同走向革命圣地,我很荣幸也很开心。多少年以后,大家才知道。当时,我们的目的地井冈山,一下子涌上十几万学生,很快就“吃山山空”。周边城市南昌、武汉、福州、广州、杭州等地百姓被动员起来蒸馒头、做干粮,空军出动飞机持续空投半个多月,……离开兰州第二天上午,从甘草店出发,中午到三角城,为在接待站还是在餐馆吃饭,同学间还有些小争执。而后一起拥进路边一家小面馆,怎么说面馆的烩面片总比接待站的糜子面馍馍诱人。有个同学吃完烩面又买了碗鸡蛋汤,看到别人端的是面汤,他白皙的脸庞飞起红晕,轻声自言自语:“我不该追求享受,以后要艰苦朴素”。他“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如此恳切,着实令我汗颜,因为我正准备买蛋汤呢。出发那天,这个同学的母亲来送行,她给儿子说:“走长路消耗大,有条件时就吃好些。”这话和我们平常接受的艰苦朴素教育很不一样,听起来怪怪的。精神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对年轻人实行否定人本性的思想教育,其中有类似宗教的狂热和偏激,却全无宗教的智慧和包容;由此对人的愚弄和扭曲,我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反而常常为自己的境界达不到红色接班人高度而愧悔。所以,一碗蛋汤引发灵魂深处革命并不奇怪。我参加这支长征队,是父亲的主意。此前,父亲还让我住在高三.二宿舍,他认为这些同学都是好学上进的苗子,足以给我当小先生。半年前,我父亲还是校长,文革一开始就被“罢官”,高帽子也带了,街也游了,斗也受了,打也挨了。但比起后几年的折腾,当时的运动还“不够深入”,绝大部分学生无意和父亲划清界限,特别是他曾兼任过班主任的高三.二班,大多数同学很同情父亲,所以,“挺进长征队”接纳我并无顾虑。高三同学正复习功课准备应对高考时,“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这不仅使近在咫尺的大学从此遥不可及,而且他们的人生道路也随之被彻底改变。中学毕业被推迟到两年以后,滞留学校期间,“清查五一六”“斗、批、改”“文攻武卫”“清理阶级队伍”……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直把个校园闹得浊浪迭起,大有希望的莘莘学子,像无根的草随波浮沉;时而被捧成“革命小将”抬上高峰,时而被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牺牲品”打入谷底;生活距离知识和文明越来越远。年10月,大多数同学被送去农村插队。“长征”路上,大家不可能想象后来的种种蹭蹬,对前途很有些乐观展望,背诵着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那天饭后,我们放弃了住宿甘草店的计划,决定直奔下一个接待站——车道岭。谁也没掂量出,为了这个决定我们将付出的代价。这是第一次到定西,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双手被别人拖着走,走的非常艰辛,所以永远忘不了!冬景凋敝,行程枯燥。沿途看大字报、传单,像万花筒、西洋镜般使人眼花缭乱:耸人听闻的爆料,离奇荒唐的猜想,石破天惊的谎言要有尽有。这事件、那事件或号外、或急电……“事件”一词时兴异常,但在我们的队伍里,它被用来解闷逗乐相互调侃。比如,两个月前,周立堂曾去四川大邑县串联。刘文彩庄园的逍遥楼青少年不宜,所以不对串联学生开放。不知想了啥办法,周立堂却蹭进逍遥楼溜达了一番。得知此事,拿他开涮自然要说“逍遥楼事件”。新世纪以来,周立堂在中央企业总部当领导,国内国外经常飞,同学相聚,谁若再说“逍遥楼事件”,他会反问:“有这回事吗?”登上车道岭,已暮色四合。国道西兰公路随山势盘桓而上,坡连着坡,弯接着弯,沙石路面是典型的“搓板路”,偶有汽车驶过,便扯起一条“土龙”,沙尘滚滚,惊得疏林里昏鸦吱嘎乱飞。队列已是笑渐不闻声渐悄,我们一个个大汗如注,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头赶路。赶到设在车道岭道班的接待站,天黑透了。大伙拥进房中,借着煤油灯摇曳的昏光,我看到两面墙上贴满了毛主席画像,一幅连一幅,一行挨一行,足足几百张。如此“忠字化”令我们触目惊心!队长宋有文缓缓地说:“定西的政治空气真浓。”这句话太有水平,我佩服得很。我对定西的第一印象,被这句话打上了底色。恢复高考后,宋有文考进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省高级法院工作,曾任刑庭庭长多年,是全省著名的法官,退休以后仍然担任甘肃省的首席仲裁员。看到我们要放行李,道班房主人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水窖干了,接待站昨天已经撤了,这儿没吃没喝的,你们得往巉口赶。”听话大伙陡然紧张,从车道岭到巉口还有三十几华里山路,天黑似漆咋个走法?大伙才后悔没留宿甘草店,这时后悔又有啥用?

在河西走廊的坦道上,我们曾吟诵着李白的《蜀道难》,想象过将后进程的艰难。眼前的情况远远超出想象:天被夜幕遮得严丝合缝,地面无一星反光,不断延伸的山路,虽然像夜一样长的没有尽头,却不在视野之中;夜愈深,黑暗愈浓重,行进全凭探摸。慌乱之中我们迷路南下,闯进秤钩驿山沟(以后才知道)。秤钩驿是个古驿站,林则徐西去新疆时曾在此住过一宿,他在日记里写到“此驿所以得名,以路行弯曲也。”路弯曲是为了避开险境——壑岘、陡坡、深沟、地坑。暗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反而觉不出危险。只是起先觉得脚下还平整,大概是在便道上,走着、走着就乱了,不知是荒坡野沟还是乱冢,几乎没有一步是平顺的,深一脚浅一脚,怎么落下,怎么抬起,像是不由自己。十来个小时连续奔波水米未进,饥饿由沉重变得尖锐,凶猛地撕咬着空空胃壁,腹中一阵紧一阵地抽搐,把震颤传向四肢。我的腿越来越沉重,脚下越来越虚软,大家的行进速度因我而再三滞缓。身长力大的丁银生(九十年代后,一直在酒泉二中任校长,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要背我,我连踢带蹭拒绝了。于是,他和包生有(八十年代起,一直在酒泉任中学校长,书记。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拖起我走。我的两条腿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下意识地机械摆动。“实在走不动了!”我喘息道,话音未落,泪水已夺眶而出。想想两个女同学孔翔鸾、魏典中不声不响地走着,我才没放悲声。两个女同学以后分别在酒泉、新疆米泉任教,都是当地优秀的教师。年,我和高台县委县政府的同事到米泉考察,她从县电视新闻看到后,和先生俩人来宾馆看过我。那时,距我们“长征”已过去25年了。时逢“四九”,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子夜之后,又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刻。寒风切肤锥骨,步子稍稍停一会,被汉水浸透的衬衣,就似冰帘在胸前背后摩擦,激得我直打寒颤。脸面麻木了,下巴硬了,牙齿磕磕碰响。什么是饥寒交迫,什么是精疲力竭,从此刻骨铭心。全身冻僵,只有被两边同学攥住的双手是温暖的。几十年来,这份暖意一直存留于我和高三同学的友谊之中。下雪了。坚硬的、密集的雪粒乘风疾飞,打在我脸上,麻木的脸又恢复知觉。宋有文大声叫道:“下雪好,有雪捂住,天、不会更冷了。”大家相互搀扶,边摸索行走边相互提醒:“千万别停,停下非冻坏不可。”是不能停,但这是往哪儿走,走得对不对,我们却不知道。觉得大方向往东,应该是不会太离谱。雪下了不到半小时,又不见踪影,只有风,凌冽的风,在嘶鸣、在咆哮。忽而,隐隐约约传来火车行进声,似叹息、又似呜咽。它却给我们带来希望,只要靠近铁路,沿着铁轨走,准能走到巉口。一行人跌跌撞撞捱到巉口镇,已是凌晨三点。从接待站值班员惊愕的目光,可以想象我们的狼狈样儿……值班室出来一位老者拉住我说:“看看,看看,把这女娃冻成啥了!”我连张口辩解的力气都没啦,拽下皮帽亮出寸头以显示性别。因为被错认成女孩,他们给我编了个“巉口事件”,至今还有人说起。接待站已住满,我们被安置在周边的农家。一大碗开水泡糜子面馍馍吃得又热乎又香甜,把腿伸在暖烘烘的毡被间,热气慢慢融进肌肤,渗入骨节,整个身躯就像解冻的湿土,松软地摊在土炕。土炕一觉,胜过后来我在国内外所有星级宾馆的睡眠。是夜无梦,即使有,也绝不会梦到三十年后,我会在定西这方土地上工作。我有幸参与过定西建设发展的一系列决策和组织实施,亲历了世纪之交定西深刻变化。走遍了这方土地山水,结识了许多真诚的朋友。调离定西那天,兰州来接我的越野车在高速公路疾驰,车窗外十八里铺——秤勾驿——巉口——车道岭匆匆闪过,我想起第一次走进定西的情景:学长们还是当年的摸样,英姿飒爽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大山中……(作者为著名散文家,国土资源部老干部局原副局长)

                陇声一李政魁鸿涛

我遇到您,有缘,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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