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4)
原来，阿里萨从里约阿查的报务员那里确认费尔米纳他们所乘的轻便船已于礼拜五再度出发之前，他还满以为她没有回来呢。周末，他围着她家的房子转来转去，观察里面的动静。礼拜一黄昏，他看见窗户里透出了游移不定的灯光，九点过后，灯光移到了紧靠阳台的那间卧室里，熄了。怀着跟初恋头几夜同样忐忑不安的焦虑，特兰西托一夜没睡着，在鸡叫头遍的时候就起来了。儿子半夜里就到院子里去了，一直没再回屋，家里没有他的人影，她慌了。原来阿里萨在岸边的礁石上迷了路，他迎着风背着爱情诗，高兴得哭了，直到天色大亮。八点钟时，他坐在那个教区咖啡馆的拱门下面，琢磨着如何问费尔米纳表示欢迎，彻夜未眠，使他幻觉丛生。突然，他浑身猛然一震，心肝五脏几乎都碎了。
是她。她正从大教堂广场上走过，普拉西迪她挎着买东西的篮子跟着她。她比离别时更高了，身材更加匀称，线条更加分明，成年人的气质使她显得更加美丽。
她的头发又长了一些，但不是技散在背后，而是斜披在左肩上，单是这个变化，就把她的孩子气一扫而光了。阿里萨坐在那儿发呆，那个宛如下凡仙女的姑娘自不斜视地穿过了广场。然而，那股使他浑身酥软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急急忙忙地随她而去。她拐进大教堂旁边的那条街，消失在市场上的人群里。市场上人声鼎沸，发出震耳欲聋的争吵声。
他暗中尾随着她，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惊鸿般的身影，举手投足的仪态和她那早临的成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自由自在的样子。她在人群里矫健的步伐，使他叹为观止。普拉西迪哑不是撞在别人身上，就是被人家的篮子勾住了衣裳，不得不迈步小跑才跟得上她，而她却在熙熙攘攘的街上随意地从容地走着，不同别人相撞，象似编幅在黑暗里飞翔。她跟着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逛过许多次市场，但买的都是些小玩意儿，当时由她父亲亲自负责采购家里的用品，不但买家具和食品，而且也买女人的衣服。第一次上街采购，实现了她童年时代的梦想，她觉得心醉神迷。
对捕蛇即向她兜售永恒爱情糖浆时的吹嘘，她未加理睬。对躺在屋檐下面露出鲜血淋淋的伤口的叫化子的乞求，她置若罔闻。对那个想把一条训练过的鳄鱼卖给她的冒牌印第安人，她掉头它顾。她走得很远，看得很细，但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她在这儿停一下，在那儿停一下，只是为了享受那种化游自在、东顾西盼的东趣。
每个多少有点东西出售的门洞，她都进去看一下，她发现到处都有吸引人的东西。
她兴致勃勃地闻闻箱子里的呢料散发出的芒草芳香，把印花丝绸裹在身上，对着“金丝商店”那面穿衣镜里自己头插小流、手握彩扇那种小家碧玉的模样她欣然发笑，继而又对自己的笑声感到好笑。在海员商店，她揭开一只盛着大西洋卤鳅鱼的大桶上的盖子，想起了她童年时代在沼泽地的圣·胡安省和在东北度过的那些夜晚。
她尝了尝带着一股甘草味儿的阿利康特血肠，买了两条留待礼拜六当早点，还买了几大块鳄鱼肉和一袋酒枣。在香料店里，纯粹是为了闻着好玩，她用双手搓了搓鼠尾草和荆芥，随后买了一小包干香石竹花苞和一小包大料，又买了一小包生姜和一小包刺柏。卡耶胡椒的气味儿使她喷嚏连连，她笑得满眼泪水走了出来。她在法国药店里买路透肥皂和安息香水的时候，人们在她的耳朵背后滴了一滴在巴黎风靡一时的香水，又给I她一片抽烟后使用的除味剂。
她买东西是为了好玩，这不假，但她真正需要的东西，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那个当机立断的劲儿，使人以为她不是头一次这么做。她心里明白，她不单是为自己买，也是为他买呀。她买了十二码为他俩做台布用的亚麻布，又买了块举行婚礼时做床单的印花细布，这床单天亮时将洋溢着两人的气息，及以他们俩将在充满柔情蜜意的家里共享的各种佳品。她讨价还价，而且做得在行，笑容可掬而又不失体面地争着，直到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她用金币付钱，商店老板们检验金币，其实只是为了听听金币掉在柜台的大理正面上那悦耳的声音，从中取乐。
阿里萨神魂飘荡地盯着她，气吁吁地尾随而行，好几次撞到了女佣的篮子上，女佣对他的道歉报以微笑。她离他极近，他闻到了微风送过来的她的芳馨。当时她没看见他，并非因为她看不见，而是因为她在高视阔步地走路。他觉得她美若无私，勾魂夺魄，没有任何人跟他似的魂不守舍，踢里吐咱地磕碰着街上的方石。她衣衫上的宽荷叶边一禽一动送来的气息竟没使别人的心跳失常，她的头发扇起的微风，她的似乎在飞翔的双手以及那金子般的笑声也没让所有的人爱得发疯，他简直不可思议。他把她的一笑一微一喜一怒都看在了眼里，但没敢走近她，他怕错失了心醉神迷的时刻。然而，当她走进喧嚣的代笔先生门洞的时候，他心里明白了，他正在走钢丝，数年来梦寐以求的良机眼看要失之交臂了。
费尔米纳赞同她的女学友们那个古怪的看法：代笔先生门洞是个诲淫诲盗的地方，顺理成章，仍然是品行端庄的姑娘的禁区。那是个拱门式的长廊，长廊对面是块空地，空地上停着出租车和用毛驴拉的货车，民间交易在这里搞得更加如火如荼，也更加喧嚣震耳。代笔先生门洞这个名字是从殖民地时期流传下来的，从那时起，那些穿呢背心戴套袖的一言不发的书法家们就坐在那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书写各式各样的文件：受害或申诉的状纸，打官司的辩词，贺帕或挽联，从情窦未开到是蛮之年的各种年龄的情书。当然，嘈杂喧闹的市场臭名远扬，不能归罪于这些书法家，而是因为后来的奸商。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欧洲船舶带来的许许多多走私冒牌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香膏到著名的卡塔卢尼亚巫术描——有的棍子末端不是粘的银晰冠毛，而是鲜花，花瓣可以按使用者的心愿张开，应有尽有。费尔米纳对街道不大熟悉，没留意这是什么地方，就走进了那个门洞，目的只是找个阴凉地方避一避十一点钟的火辣辣的太阳。
她在那群乱嚷的擦鞋匠、鸟贩、廉价书贩、走方郎中和叫卖甜食的女人堆里消失了。卖甜食的女人以压倒一切的震耳的喊声在哈喝：姑娘呷的菠萝汁、疯子吃的椰子羹、圣典用的红糖水。不过，她对这些喊声充耳不闻，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人吸引住了，他正在表演变化无穷的墨水儿，象血一样红的红墨水儿，色泽忧郁的写挽联的墨水儿，在黑处都看得见的发光的墨水儿，写时看不见颜色用火光一照就能现出字迹来的墨水儿。她想把所有的墨水都买一点，好同阿里萨一起玩，用自己的天才叫他大吃一惊，但她试了几下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的墨水。随后，她到了那些坐在自己的巨大的球形玻璃瓶后面的卖甜食的文人跟前，她买了各种不同的甜食，每种六块。她指着瓶子里的甜食，因为干扰的声音太大，她没法让人家听清她的话：六块蛋松，六块白奶酪，六块绿豆糕，六块木薯糕，六块用印有格言的纸包着的巧克力，六块杏仁羹饼干，六块女王点心。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边买边以一种令人心动神驰的姿势把东西放进女佣提着的两只篮子里，对盯着糖浆周围嗡嗡轰叫的苍蝇，对一刻也不停息的喧哗，对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中散发出的一股又一股馊臭的汗味儿，她都毫不在意。一个头戴花头巾的滚圆而漂亮的黑人妇女，笑吟吟地请她品尝一块穿在杀猪刀刀尖上的三角形菠萝块儿，使她从陶醉中醒了过来。她取下那块菠萝，整个儿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品尝着，一边用秋水似的眼睛扫视那挨肩擦背的人群。这时，她一阵激动，钉子似的鸽立在原地不动了。在她背后，就在她的耳朵跟前响起了一个声音，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在嘈杂的人声中分辨得清的声音：“对戴王冠的仙女来说，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她回过头来一看，在离自己的眼睛两巴掌远的地方，看见了两只冷若冰霜的眼睛，一张苍白的脸，两片因胆怯而咬紧了的嘴唇，就跟那天在望大弥撒时他第一次和她近在咫尺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只是热恋的激情变成了不满的冷峻。一刹那间，她发觉自己上了个天大的当，惊讶地在心里自问，怎么可能让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魔鬼长年累月地占据了自己的芳心。她仅仅来得及想：“我的上帝哟，真是个可怜虫！”阿里萨勉强一笑，开口想说点什么，试图跟她一起走，但她把手一挥，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了：“不必了，”她说，“忘掉吧。”
就在这天下午，她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让普拉西迪娜给他送去了一封寥寥数语的信：“今天，看到了您，我如梦初醒，我们之间的事，无非是幻想而已。”女佣把他的电报、情诗、干枯了的山茶花也送去了，并要他退还她给他的信和纪念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祈祷书，从她的植物标本里面抽出去的树叶标本，一小块儿圣彼得·克拉维尔祭抱上的布片，几枚圣灵纪念章，和一束校服上的绸带系着的她十五岁生日时剪下来的头发。从那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濒临疯狂边缘的他，给她写了无数封悲痛欲绝的信，缠着女佣把信送给她，但女佣覆行了斩钉截铁的命令，除了退还的纪念物之外，不收任何东西。在女佣再三再四催逼下，阿里萨只好把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但要求保留那束头发，他说假如费尔米纳不亲自来找他谈哪怕一小会儿，他决不退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担心儿子会寻死，特兰西托低声下气地去求费尔米纳发发善心，同她谈五分钟。费尔米纳在家里的前厅站着见了她一会儿，没请她进屋，也没表示任何回心转意的态度。又过了两天，跟母亲吵了一架之后，阿里萨把卧室墙上那个沾满灰尘的玻璃壁龛取了出来，那束头发跟圣物一样放在里面，特兰西托把头发装进了那个绣着金钱的天鹅绒套企。阿里萨再没遇到过和费尔米纳单独相处的机会。后来，他们在漫长的一生中曾多次相遇，也没有单独谈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在她成了未亡人的第一天晚上，他向她再次表白了他的矢志不渝和永恒的爱情。
第三章(1)二十八岁的乌尔比诺医生是最受青睐的单身汉。他在巴黎长期旅居后刚刚回来。
在巴黎，他进修了内科和外科。从登岸开始，他就充分说明，没有虚度过一寸光阴。
他比去的时候更加衣冠楚楚，更加自信。同窗学友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学术上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和知识渊博，也没有第二个人在跳现代舞蹈或即兴演奏钢琴上比他更棒。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彼此暗自较劲儿，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向她们投桃报李，但始终保持着洒脱，求越雷池而魅力犹存，直到妩媚迷人的费尔米纳使他一见钟情。
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那次恋爱是误诊的结果。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尤其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发生在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他的城市命运上的时刻。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是脱口而出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座城市能同他的城市媲美。在巴黎，深秋季节他挽着邂逅相逢的情人的胳膊漫步，觉得再也找不到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纯真的幸福了，火盆里的栗子发出山野的清香，手风琴在忧郁地低吟，爱欲难填的情人们，在露天阳台上没完没了地你亲我吻。然而，他以手抚膺说，拿这一切来换加勒比四月里的一咧，他也不干。当时，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可是，当他倚在轮船的栏杆上重新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区那片白色的高地，看见鹤立在屋顶上的秃鹫，看见晾在阳台上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才明白了，抑恶扬善的怀乡病，轻而易举地让他上了个大当。
轮船缓缓穿过一片牲畜的浮尸驶进港湾，受不了那股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躲进船舱里去了。年轻的医生沿着舷梯弃船登岸，他身穿合体熨贴的三套件驼绒西服，外罩一件长罩衣。脸上蓄的胡子，跟青年时代的帕斯托的一样，分头中间的线条，清晰而白净。他顾盼有度，堪堪盖住了那个虽非不忍卒睛却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领结。
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大兵在值勤，他的两个妹妹、母亲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在等着接他。虽然他们欢天喜地，他还是觉得他们憔悴而毫无生气。
他们谈到危机和内战的时候，仿佛是在谈某种遥远而不关痛痒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语辞闪烁，目光游移，言不由衷。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个品貌端庄而富有社交活力的风姿绰约的女人，曾在生活中大显身手，现在却穿了一身散发着樟脑味儿的经绸衣裳，一副。憔悴枯槁的寡妇模样。儿子的犹豫使她觉察到了自己容貌的变化，她以攻为守抢先问儿子为什么脸色象石蜡似的白里透青。
“这是生活所致，母亲。”他说，“巴黎使人脸色发青。”
后来，靠着母亲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车子里的时候，他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
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幕幕触目伤心的景象，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大海恍若死灰，昔日的侯爵府第，差不多变成了一群群叫化子的栖身之所，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闻不到了，有的只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恶臭。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窄小、更破旧、更凄惨了。街道上的粪便堆里，饥鼠成群，拉车的马也吓得犹豫不前。在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发现任何足以和他的乡思相称的东西。他看不下去了，把头扭向后面，免得被他母亲看见，无声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维若·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那幢邸宅，和周围那些劫后余生的房屋相比，也不是维护得最好的。乌尔比诺医生走进阴暗的前厅，看见内花园尘封的喷泉，银渐在无花的野草丛中乱爬时，心都碎了。他发现，在通向正厅的路上，那条围着铜栏杆的宽阔的台阶上，好些大理石已不翼而飞，剩下的也都破碎不全。他父亲，一位献身精神高于医术的外科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使这个城市陷于灭顶之灾的亚洲霍乱，这幢房子的生气也随之消失。他母亲布兰卡太太，决心终身不除丧服，由于悲痛压抑，早已把亡夫在世时远近闻名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和家庭音乐会取消了，代之以下午举行的九日祭。他的两个妹妹，一反活泼的天性和对交际的喜好，变成了修女院的行尸走肉的修女。
回家当晚，慑于黑暗和沉寂，乌尔比诺医生一宵没有入睡。从没有关严的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只石鸟，每打一点钟都在卧室里叫唤。他向圣灵念了三遍玫瑰经，还念了记忆所及的各种驱邪消灾以及保佑夜晚平安的各种经文。从隔壁那个名叫“圣母”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狂喊声，瓮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滴到盆里的响彻各个角落的前喀声，在卧室里迷失了方向的那只石乌的长腿在地上的踱步声，以及他对黑暗的天生恐惧和亡父在这座沉睡中的空旷屋子里的阴魂，使他毛骨悚然。五点钟，那只石鸟和邻居的公鸡一起弓项啼鸣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双手合十乞求神圣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未字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撤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泻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开办一个义务训练班，让穷人学会修建自备厕所。他曾一无所获地斗争过，禁止在树林里倒垃圾——千百年来，那里已经变成了藏垢纳污的渊源——他主张至少每周收集两次垃圾，拉到没人的地方去烧掉。
他明白，饮水是个致命的危险。想修一条水管，简直成了痴人说梦，因为那些有能力促成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下水池，厚厚的青苔下面，藏着多年储存的雨水。那个时期最值钱的家具之一，就是用刨光的木板做的水瓮，水瓮的石头漏嘴夜以继日地把水滴入水缸。为一了防止有人就着吸水的铝瓢喝水，瓢的边儿是锯齿形的，就象滑稽戏里的王冠一样。盛在若明若暗的陶罐里的水，显得又清又凉，还带有林间山泉的余味儿。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被这种自欺欺人的净化所迷惑，他心里清楚，虽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水瓮底部依然是蛆虫的草生之地。童年时候，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他带着近乎神秘的惊奇久久注视那些了了，跟当时许许多多人一样，他确信号了是精灵，是小妖，它们在静静的水底的泥沙里向小姑娘求爱，而且为了爱情，它们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小时候，他看见过一位名叫拉萨拉阿L德的女教师的房子被弄得支离破碎，因为她斗胆得罪了精灵。他还看见过满街的碎玻璃片儿，为了破坏窗户，精灵们三天三夜运来了成堆的石头。很长时间，他对此信以为真，后来他从学习中知道了子了实际上就是蚊子的幼虫，不过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那时候起他就发现，不仅是子了，还有许许多多害虫，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些天真的石头滤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毕恭毕敬地认为，城里成千上万的男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拖着的阴囊迹气，全是水池里的清水所赐。乌尔比诺在上小学的路上看见那些店气清人在赤日炎炎的下午坐在各自的家门口，用扇子给那跟一个在两腿中间睡着了的孩子一般大小的睾丸扇风的时候，总免不了有大祸临头的预感。据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底气会发出不祥之鸟的叫声；如果在近处点燃一片兀鹰的羽毛，疯气就会使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倒霉事怨天尤人，因为硕大无朋的阴囊，是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男人的骄傲。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早已知道这些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了，但是这些信仰在当地根深蒂固，不少人因为担心培养大阴囊的方法从此失传，反对在水池中增加矿特质。
跟水质不纯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令乌尔比诺医生感到担忧。市场是幽魂湾正面的一大片空地，安的列斯公司的帆船就停靠在幽魂湾里。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把它描绘成了世界上最琳琅满目的市场之一。确实，市场物资丰富，品种繁多，热闹极了，但同时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海浪忽东忽西地去而复来，海湾的潮汐把污水沟排进海里的垃圾又涌回地上，市场就躺在自个儿的粪便里。紧靠市场的那个屠宰场，也在那里倾倒脏东西，砍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牲口的粪便，静静地飘浮在血泊上，暴晒在阳光下。兀鹰、老鼠和狗，为争食挂在货棚房檐下面的鹿肉和美味可口的索塔文托阉鸡，还有那晾晒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早豆荚，没完没了地吵闹不休。乌尔比诺医生想整顿这个地方，提出把屠宰场迁走，修一个象他在巴塞罗那看到的古河道入海口那种玻璃圆顶的室内市场——那些市场里的食品，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吃了都觉得可惜。然而，在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中，就连对他最言听计从的也不同情他的狂想。他们是些这样的人：以自己的籍贯为骄傲，炫耀城市的历史功绩，它的文物的价值，它的英雄主义和施旋风光，浑浑噩噩。时光对城市的侵蚀，他们却视而不见，和他们相反，乌尔比诺医生则是以深切的爱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这座城市倒真是难得，”他说，“四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毁掉它，却至今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大祸临头了。传染性霍乱，在十一周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死亡记录，而这场霍乱的第一批牺牲者，就是猝然倒毙在市场的几处水坑里的。在此之前，有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在葬在教堂的墓地里的，与那些落落寡合的主教及教士会信徒为伴，另一些不是那么富的人，则葬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穷人们埋在殖民地公墓，公墓在一座迎风的小山上，一条污浊的水渠横在小山和城市中间，水渠上那道泥灰桥的拱形防雨顶盖上，有位未卜先知的市长下令刻上了这么一行字：“入此门者应将一切希望留在门外。”霍乱流行的头两周，公墓就已人满为患。尽管把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显贵人物的枯骨迁进了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个墓穴。没掩盖严实的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水汽，使大教堂里的空气都变稀薄了，大教堂的门三年之中再也没打开过，直到费尔米纳在大弥撒上第一次遇到阿里萨的时候为止。第三周，圣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廓上死尸都堆不下了。一直难到了杨树林里，后来只好把比杨树林大两倍的教堂大菜园改成公墓。在那里，人们挖成深葬墓穴，准备分三层堆理死人，草草安葬，不装棺材。然而，后来连这种办法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理满了死人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一脚踩下去就渗出恶臭难闻的血水。于是，决定在离城市不到一西班牙里的那个名叫“上帝之手”的育肥牧场里掩埋死人，那个牧场后来被命名为“大同公墓”。
自从发布发现霍乱的公告开始，每隔一刻钟。当地驻军营地的碉堡就鸣炮一响，昼夜如此。按民间的迷信说法，火药能辟邪。霍乱在黑人中间流传得最厉害，因为黑人最多，也最穷。不过，实际上霍乱并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和何种出身。同突然蔓延开来一样，霍乱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这倒不是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
马可奥雷略·乌尔比诺医生，即乌尔比诺医生的父亲，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成了一位人民英雄，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根据政府的决定，他亲自制订了抗病战略并亲自领导了抗病斗争。他自报奋勇干预一切社会事务，在瘟疫最猖獗的那些日子里，他成了凌驾一切的权威人士。几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查阅那段历史的大事记时，证实他父亲的办法是仁慈重于科学，许多做法是和常理背道而弛的，在很大程度上为瘟疫横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了这一点——生活逐渐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破天荒第一次，他为在父亲铸成错误孤军奋战的时刻没有伴随在父亲周围而感到痛心。不过，他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勤勤恳恳，奋不顾身，尤其是他的孤胆，说明他对城市从飞来横祸中死而复生后人们奉献给他的丰厚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同其它并不那么光彩的战争中曾出现的不少英雄人物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父亲没有享受到他的荣耀。当他发现自己染上了他曾目睹并同情过的别人所患的绝症时，想都没想去徒劳无益地挣扎一番，而是与世隔绝，以免传染别人，他医院的一间后勤工作室里，对同事们的呼唤和亲人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对走廓里地板上挤得满满的垂死挣扎的霍乱患者的撕心裂肺的哀号无动于衷，给妻子儿女们写了一封表露对他们的火热的爱和困活了一辈子而感谢上苍的信，信中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比的接骨铭心的热爱。那是一封毫无掩饰的长达二十页的告别信，字迹越来越模糊，看得出他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不必了解写这封信的是何许人就知道，落款署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写上去的。根据他的要求，那具青灰色的遗体混杂着埋进了公墓，没让任何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收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们共进晚餐。
他提议于一杯香槟酒来纪念他的父亲。他说：“他是个好人。”过后他准会责备自己不成熟：为了不痛哭失声，他逃避现实。可是，三周后他收到了遗书的抄件，他向实际投降了。猛然间，那个他最先认识的人，把他抚养长大并教育成人的人，和他母亲同床共枕、结发三十又二年的人，然而又是仅仅因为羞于启齿而在写这封信之前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心声的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在他面前了。到那时为止，乌尔比诺医生及其一家，一直视死亡为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别人的父母身上，发生在旁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丈夫妻子身上的灾难。他们一家是些新陈代谢缓慢的人，没看见他们变老、生病和死去，而是慢慢地在他们的时代烟消云散，变成回忆，变成另一个时代的云雾，直到被忘却。父亲的遗书，比报告噩耗的电报更狠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确信人总是要死的。然而，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是九岁，也可能是十一岁的时候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父亲身上看到的死亡的早临的信号。在一个雨蒙蒙的下午，他和父亲两人都呆在家里的办公室里，他用彩色粉笔在地板的瓷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对着窗户的亮光看书，父亲身上的背心没有系如，衬衣袖口上扎着橡皮筋儿。突然，父亲停止了阅读，用一根一头镶着银抓手的老头乐抠背。因为够不着，父亲要儿子用小手的指甲帮他的忙，他照办了。
奇怪的是，他觉得父亲让他抠的时候好象抠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抠完，父亲凄然笑着看着他的肩膀。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快记不得我了。”
父亲说这句话，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死亡天使在若明若暗的凉飓飓的办公室里飞了一会儿，又从窗户飞出去了，飞过的地方留下一缕羽毛，但小孩没有看见。
从那时起，又过了二十多年，乌尔比诺医生很快就到他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
他知道他随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现在除了知道长得相象以外，他又惊恐地知道，他跟父亲一样，总是要见上帝的。
霍乱曾经是个使他头痛的问题。除了在某个课外补习班上学到的一般常识外，他对霍乱知之不多，而且他觉得，三十年前在法国，包括巴黎，霍乱曾使十四万人丧命是不大可信的。可是父亲死后，他对各种各样的霍乱凡是能研究的都研究了，这几乎成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宁的赎罪行为。他师事过阿德连·普鲁斯特教授——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传染病专家、防疫线发明者、大文豪普鲁斯特的父亲。因此，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海上闻到市场的臭气以及看到污水沟里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打滚的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时，不仅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不幸，而且确信不幸还将随时再次发生。
没过多久，还不到一年，医院的学生们请求他帮助免费诊断一个浑身出现奇怪的蓝颜色的病人。乌尔比诺医生在门口望见病人，就立刻认出了他的敌人。还算好，病人是三天前从库拉索乘船来的，医院的外科看过门诊，可能没有传染给任何人。为了以防万一，乌尔比诺医生还是叫他的同事们别接触病人，并说服有关当局向各港口发出警报，找到了那只带有病毒的轻便船，对它进行隔离检疫。他还费尽唇舌，劝阻那位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隔一刻钟鸣炮一响这种治疗措施的军事长官。
“把火药省下来，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和颜悦色地对军事长官说，“我们已经不是处在中世纪时代了。”
第四天，病人死去，死前一直在吐白色的颗粒状的东西，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虽然警钟长鸣，一连几周之内却没有再发现类似的病例。又过了不久，摘业日报》登载了有两个小孩在本市两个不同的地方死于霍乱的消息。经核实，其中那个男孩得的是一般痢疾，但另一个，那个女孩，则确实是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都被隔离了，进行单独隔离检疫，对整个那个区也进行了严密的医务监视。三个小孩中有一个已经染上了霍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危险过去之后，全家人都又返回了家园。三个月中，又发现了十一起霍乱病例，第五个月时，情况令人担忧地加剧了，但一年后，霍乱蔓延的险情已经排除。没有一个人怀疑，乌尔比诺医生的严格的卫生防范措施创造的奇迹，比他的充分宣传更有效。从那以后，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霍乱不仅成了我们市而且也成了几乎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和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没有再度泛滥成灾，报警使政府更认真地采纳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性建议。医学院把霍乱和黄热病定为必修课，人们也明白了给污水沟加盖和在离垃圾场较远的地方另修一座市场的紧迫性。不过，乌尔比诺医生并未为欢呼自己的胜利和维护自己的社会使命而分心，因为他自己当时已被征服了，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决心忘掉生活中其它的一切，用来换取费尔米纳的闪电般的爱情。
不错，那是一次误诊带来的果实。他的一位同行朋友，认为在一位十八岁的女患者身上发现了霍乱预兆，要求乌尔比诺医生去为她诊断。担心霍乱可能闯进了老城的富人区——在此以前，所有的霍乱病例都是发生在贫民区，而且几乎都是在黑人身上。他当天下午就去了。遇到的情况却没有那么使他扫兴。那座笼罩在福音广场的扁桃树荫中的房子，从外表看跟殖民地时期的老区的其它房屋同样衰微破败，但室内却是富丽堂皇，美轮美英，仿佛是另一个时期的建筑。穿过门房，径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塞维利亚式的庭院，方方正正，刚用石灰刷得雪白，橙树繁花满枝，地面同墙上一样，贴的是细瓷方砖。看不见沟渠，却听得到流水淙淙，飞檐上摆着石竹盆景，斗拱上挂着珍禽鸟笼。最稀罕的是，在一个硕大无朋的鸟笼里，有三只兀鹰，它们一扇翅膀，整个院子就顿觉异香扑鼻。突然，几条用链子锁在家里某个角落的狗因闻到生人味儿开始吠叫起来，一声女人的娇斥，使它们的吠声嘎然而止。
一大群猫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慑于那个威严的声音，又躲进了花丛中。顿时静悄悄的，透过鸟儿的扑腾声和石板底下的偏偏流水声，隐隐传来大海低沉的叹息、。
乌尔比诺医生确信上帝就在眼前，不禁一阵颤栗。他想，在这种环境下，病毒是难以入侵的。他随着普拉西迪哑走过拱形走廓，走过当年杂乱无章的庭院和阿里萨第一次觑见费尔米纳的芳容的那个缝纫室的窗户，沿着新修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到了二楼，在女患者的房门外听候引见。然而，普拉西迪姐出来传了个口信：“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爸爸不在家。”
按照女佣的吩咐，下午五点他再度前往，洛伦索·达萨亲自替他开了大门，领他进入女儿的闺房。诊断时，他坐在光线暗淡的角落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竭力想控制急促的呼吸而终于徒劳。很难分辩当时到底是谁更觉拘谨，医生羞涩地用手抚摸病人，病人则裹在丝绸睡衣里谨守闺训，谁也没瞧谁的眼睛。他用一种万是自己的声音提问，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两个人都留神着坐在旁边的老头子。末了，乌尔比诺让病人坐起来，十二分小心地把她的睡衣解开到腰部以上，未经触摸的隆起的奶座，鲜嫩的乳头，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阴暗的闺房，她急忙把两臂抱在胸前遮住。医生沉着地把她的双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进行听诊，先听胸口，然后又听了脊背。
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位终身伴侣的玉体时没产生丝毫邪念。
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睡衣上绣有花边，那双眼睛喷着红焰，长长的秀发技散在肩头，但他忧心如焚的是，霍乱居然闯进老区，视线都模糊了，顾不上去注意含苞欲放的她的身上的许多妙处，一心在巡察病毒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她呢，表白得更加一干二净：那位因霍乱而妇孺皆知的年轻医生，在她当时看来不过是个自顾自的学究而已。诊断的结论是，她得了因食物引起的肠胃感染，在家里治疗三天就可痊愈。
证实了女儿没得霍乱病，洛伦索·达萨如释重负，把乌尔比诺医生一直送到车子跟前，付出了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对于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这样的出诊费也无疑是太高了，不过告别的时候，老人还是露出了一副千恩万谢的表情。医生的姓氏使他眼花缘乱，他非但不掩饰这一点，而且还愿意想方设法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下有机会再同医生见面。
加西亚·马尔克斯赞赏
